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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朝棱星门额上的题书“文庙”、 “道冠古今”与“德配天地”时，我发现，站立越久，瞻仰越久，自己便越发不自在，羞愧缓缓地、一层一层地铺开，上升，像秋凉，更像此刻正在沥沥而下的雨，先是濡湿了我的双脚，再到心胸，再到头发，最后直到滞重难堪的感觉几乎注满了浑身上下的每一个毛孔。

我是逃进碑林博物馆的。所幸眼睛一下子便撞上了“碑林”。缺少那一撇的“碑”字，浓墨重笔，不蔓不枝，沉郁谦卑却又分明铿锵有声，仿佛“石”与“卑”的结合，是刚柔相济的意思，也是谦和地不动声色渗入恒久的意思，天然地散发出令人镇静的力量。

赋予这种力量的执笔者究竟是谁？最大众的说法是林则徐。说他在鸦片战争之后，革职戍守新疆伊犁时途经西安，于是题写了这两个字，象征他刚刚丢了乌纱帽的心境。依此推论，如果说“碑”字上轻盈的那一撇象征着失去的乌纱帽，那么，“林”字下深刻的那一揦岂不是一把复仇的利剑了么？可见，后辈如我，有时貌似富丽堂皇的想象其实往往荒谬得令人失笑，甚至生拉硬扯得令人尴尬。且不说题字者至今仍然无法考证，也不论林则徐的心胸究竟是宽如江河湖海还是窄如斗筲之器，单说以这种功利之心揣度古人的彼时之意，就足够我们反躬自省的了。也许是我的目力与想象力都过于贫乏，在美丽庄重的“碑林”之前，我能看见的，就只是墨汁所呈现的汉字之韵，就只是对即将展开的森林般的碑刻总题名。

如此而已。果然，作为“碑林”的序言，《石台孝经》碑不仅不属于任何一个展厅，而且独占碑亭，端端正正、理直气壮地面对着每一个从棱星门进入的观者。这座六米多高的长方柱体像一个巨人，虽然没有护栏也没有玻璃相隔，观者伸手即可触摸，但它的高度和石头的冷寂质地，自有一股魁伟和凛凛然的气势，让人不敢肆意行为。碑冠神龙与双层花冠雕刻、碑底双狮与卷草纹饰的三层石台，无不昭示着皇家的气派，而碑身四面的文字，却分明是收敛与约束的。它的正文，是唐玄宗隶书抄写的孔子《孝经》原文，原文之侧，玄宗还附以行书进行了批注，碑身上最小的字是楷体，记载了参与石刻的机构和人员，在这一切文字的上面，是玄宗之子也就是后来的唐肃宗李亨题写的“大唐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注孝经台”16个字的碑额。当然，公元745年，在这方石碑完成之际，那时的李亨还是太子，玄宗则已届花甲。

玄宗为什么要镌刻这通石碑？是要传达以孝治国的理念？还是要让自己的书法成为不朽的艺术？甚至就像“据说”的那样，仅以此启发儿子寿王李瑁主动献出其妻杨玉环？人已逝，时已逝，空间已经变换，事件已经发生，本应在场的，已然全部退场，而我们，虽然貌似在场阅读着欣赏着，却注定永远只能做一个局外人……

我仿佛看见了玄宗皇帝蒙娜丽莎式的微笑，十分狡黠，十分惑人。但在接下来的第一展厅里，狡黠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不带色彩的陈述，是百分百的肯定，是不容置疑的权威。《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这12部儒家经典碑刻，成为唐文宗李昂时代及之后所有封建知识分子校勘的范本，即使在宋朝发明活字印刷术之后，它们依然等候在一代又一代旧时读书人的漫漫求仕路上（否则，清代也就不会补刻《孟子》了，目前，《孟子》碑也陈列于该展厅），只不过，它们并不是在阳光下慎重开满花朵的那一棵棵树，而是浩瀚的石头世界，而且这个独成体系的石头世界，虽然因历次地震导致了某些局部残损，但永远是整个碑林里最为坚固的构成，因为它里面每一个方方正正的楷体字都是标准，都是刻度，都是求证者的“”。如果说，阅读《石台孝经》碑能让人看见唐玄宗的狡黠与魅惑，那么，在这些石刻的经典之前驻足，却很容易让人看见前朝历代阅读者的恭谨，他们或仰头，或俯首，却一律持笔拂袖，静心敛气，对照碑刻，一字一字圈改自己誊抄在纸简上的文字，比现在任何一个如我一样的观者都要虔诚百倍还不止。

因为那些严肃到苛刻、神圣到冰冷的文字是通往他们人生之路的台阶，是筑就他们梦想之都的砖头，可以说，对文字掌握的多寡、领悟的深浅，直接决定了他们每个人命运的高低。可惜的是，被石刻经典所决定的命运，无论贵贱，在历史的长河中，最终都不过是永不复现的浪花一朵，能够抵达未来并被时间所记取的，似乎也只有眼前这样的石刻了。而此时，我们这些经过的人，看起来虽然也是鞠躬的样子、匍匐的样子，但其实每个人的内心，正无比生动着的，也不过是居高临下的赏玩之态罢了，如果尚存着一份不相隔的由衷的敬意，便是难得。是的，生活五彩缤纷，运途四通八达，眼前这些凝固的经典曾经造就的坚不可摧的道路，早已分崩离析，而我们再不必将自己和生涩的经典捆绑在一起，不读它们，绝不影响吃喝，不懂它们，绝不影响睡眠。何其幸！

可有人不这么看。在进入以书法和诗文为主的第二至第七展厅后，我被师傅们娴熟的拓碑技艺深深吸引了，就很想购一幅拓本。柜台后的中年妇女说：“你看这些家训说得多好！多深刻！你看现在这些人都成什么样子了！” 因为激动，她白白净净的圆脸竟蒙上了淡淡的红晕，好像我这个拿着《朱子家训》拓本的人，就是“现在这些人”最典型的代表。不少人围了过来，有点头的，有摇头的，更多的是笑而不语，只拿眼睛逡巡着我和她。她越说越生气，手也开始挥动起来，我便越来越心虚，赶紧把拓本折叠好放在柜台上，然后悄悄滑入观赏的人群。

无疑，在她的眼里，“现在这些人”是急需拯救的。拿什么拯救？她开出的药方，自然就是这些遥远的陌生的经典了。可惜她的心切，当时我也只是浅浅地体谅了那么小小的一瞬。因为我旋即就被汉字的美撞倒了！我看见，无论是帝王将相的闲游雅记，还是普通读书人的诗词歌赋，无论是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等人的书法名帖，还是记载修庙、拨田、赡学、修渠的地方碑志，所有的汉字都血肉丰满，都生气勃勃，汉字在黑色的背景中优雅舞蹈、激情燃烧，汉字在一块又一块石头上环肥燕瘦，在横竖撇揦点折弯钩里沉鱼落雁。

从起到落，从始到终，从执笔到章法，属于汉字的和超越汉字的，在第二展厅到第七展厅里，已经全部还给了汉字。就连我这个从不习练书法的人，也看出来了，原来，我随意使唤的汉字刻在僵硬的石头上，竟然可以如此千姿百态！如此饱满多汁！我的食指忍不住顺着它们的笔划一寸寸抚摸下去，摸着摸着，心里就慢慢生出了声音，觉得那些起起伏伏是词，是曲，是情感的山路十八弯。

然而我知道，身处碑林，自己不过是摸象的盲人，正如对时间从来就无法把握一样。时间确实一溜烟就不见了，在接着走进的石刻艺术室里，我虽然与那些飞禽走兽、人仙道魔以及唐太宗的宝贝昭陵六骏相遇了，但仅仅是与它们擦肩而过了一次，竟匆忙到连蛰伏在它们刻痕里的任何一丝尘纹也未曾惊动。

仍然从棱星门出馆。两座泮池里，石龙吐水千年不倦，珠玉四溅的声音盖过了一切喧哗，很自然，与进馆时一样，我只能噤了声。泮池历来是孔庙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非圆非方，不满不溢，时刻提醒每一个来者须整肃内心，要懂得学无止境，切不可骄傲自满，而在这里，当它作为融孔庙与碑林为一体的博物馆通道时，这种提醒似乎更是要说出声儿来了。遥想当年，虽然不知该是怎样的智慧，才能够把石碑汇集在了孔庙，把一种坚固的事物充实在了另一种更长久的人类文明之中，但我明白，这样的智慧绝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而是群体的，是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的自觉承继与担当，他们可能是唐宋时期的武将或文官，是元明清时期的小吏或鸿儒，是现当代的权贵或平民……走完石碑的森林，独独不见记录他们的石刻，不见他们运送石碑的种种努力和过程，然而可以确知的是，没有被永久的石碑所铭记，并不影响他们对艺术的欣赏、对典籍的景仰、对文化的敬畏，不影响他们心有灵犀、超越时代、接力赛似的将这些无法称重的国宝一块一块搬运到我的身后。

对于西安碑林博物馆，实在是，再没有谁比他们更真心实意，没有谁比他们更虔敬谦卑了。雨一直在下，站在泮桥上，回首，一切正氤氲在若有若无的烟雾之中，刚刚看过的那些精美绝伦的石刻，似乎突然间就隐身了。如何不是呢？能够无限接近森林的，永远属于那些植树护林人，而远非我这个追荫乘凉的后来者。

作者简介：虹珊，原名杨洪书，湖北省作协会员，中国电力作协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业余创作小说、散文、诗歌，迄今在《读者》（原创版）、《黄河文学》《朔方》《草原》《芳草》《散文百家》等全国各级公开刊物发表文学作品七十余万字。2011年，出版散文集《驿路尘花》；2017年，出版长篇小说《局部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