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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字：张卫东 中国书协行书委员会委员  

　

貌丰筋骨劲　笔厚气雄浑——邓石如《张子东铭》临习体会

文/王军领

临创

书

法

有

法

　
邓石如的隶书从汉碑中来，《张子东铭》为1805年邓石如63　岁去世当年的春天所书，为隶书八条屏，是其隶书风格的典型代表作品，书风老辣天成，其晚年书法正大气象可窥一斑。

　　日本二玄社1970年出版的《张子东铭》版本清晰，此后国内出版社陆续有再版。邓石如晚年篆隶技法高度融合，看似笔法单一，实则在将篆隶融合时开创性地将隶书的书写性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并灵活运用于创作中。此帖作为刻本，经二次加工后笔画更加饱满、绵密、丰腴，且长笔一任舒展，正大气象跃然纸上。正如他在京口结识包世臣示书法要诀时所说：“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常计白以当黑，奇趣乃出。”《张子东铭》是邓石如书法理念的实践，当之无愧是其晚年书风成熟的代表作。

邓石如《张子东铭》（局部，二玄社出版）

　　此八条屏，界格分明，每屏两列，每列8字，共计122字。从笔法而言，此作用笔饱满，满毫入纸，运笔注重笔与纸之间的韧性，且一旦入笔，则行笔爽利，与汉隶的高古苍茫和涩势相比，笔墨的书写性得到极大发挥；从字法来看，则大开大合，尤其是“也”“心”等字的长线几乎比主体部分的笔画宽度长一倍以上，并将字体的绵密运用到极致，“东”“谓”等字横画的排列较多，表现也更加明显，字体中间的透气孔极小；从章法看，此作排列有序，左右和谐呼应，单字根据字形一任高低，整体而言属于安静、平和、厚重、书写严谨一路的作品，也比较符合正统经典书风的审美要求。

　　清代隶书作为汉隶之后的又一个高峰，在继承汉隶的基础上从多个方面对隶书进行了深度挖掘，呈现鲜明的时代特色，这对当下帖学回归、二王书风居主流地位的当代书坛如何加强对篆隶的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讯息的发达和出版业的繁荣以及新出土书法古迹、碑刻的逐渐增多，都为当代人学书开拓了宏阔的视野。经典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学隶必汉隶固然具有追源的意义，但学习清隶未尝不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我学书，虽非遍临百家，但敢于尝试不同风格作品的临摹和创作，从最早入手的颜、柳、欧、赵，到宋四家，以及章草、汉隶等，边走边总结，在实践中体会不同书风的差异，进而研究经典碑帖背后的深层内涵。因此，学书需要更多地站在一个宏观的历史视野来审视时代和环境的影响。

王军领　节临邓石如《张子东铭》条幅

　　我在学习邓石如隶书的过程中，一方面观照其篆书、篆刻作品，揣摩其用笔立意，关注、对比其不同时期书法风格的变化。在创作中，结合当代展览的审美特征，有意识地强化其隶书的厚重和正大气象，在实践中放大处理，突显书写性和笔墨意趣。大笔浓墨，不等同于单纯地写得“黑、大、粗”，而是将绵密丰腴的面貌通过增强用笔的流畅性体现出来，加强速度和结构的把控，从而避免一味地粗壮和肥满所导致的臃肿。

　　需要指出的是，清代隶书虽然是历史上的高峰，但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无论是邓石如、金农还是伊秉绶等都有一定的个人书写习惯，这些大家的作品也不是完美无瑕的。初习清隶，最好对汉隶中类似风格的作品作同步学习研究，有汉隶基础者适当借鉴清人的笔墨技巧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学习书法，带着问题，以研究的视野对所习范本进行适当的挖掘是必修课。邓石如和其他清代隶书大家，都是我们的书法通向高古途中的精彩片段，我们要有追本溯源的勇气与决心，而历史本身也是由若干精彩片段所组成的。

王军领　以邓石如《张子东铭》风格创作的作品

           

邓石如楷书取法及其意义（节选）

陈智

一

邓石如生长于康、雍、乾三朝，其艺术上的成就和艺术风格的形成是有多方面原因的。魏晋以来千余年的中国书法一直受二王书风的笼罩，唐、宋、元、明的书法发展史实际上就是王氏书风的延续史，虽然代有名家圣手，但多是帖学一脉相承而无突破。尤其是前清三代，由于受皇帝的重视，而视赵、董书风为圭臬，二王帖学的畸形发展和科举制度带来的馆阁体书风的盛行使得传统帖学书法逐渐走向式微，也客观上为邓石如高举碑学大旗的书法实践带来了成功的机缘。另一方面，大批汉学家对古籍的整理编辑和出版，引导乾、嘉时期经学考据之风大盛，在取法资料和治学思想上都为邓石如的书风形成提供了可能。据《完白山人传》记载，邓石如与戴震麾下之经学家程瑶田、金榜等交游甚契，互为师友，与李兆洛、罗聘等一代文士亦有很深的友谊，程瑶田曾将所著学书五篇授予山人，使山人“始获主张”。可见邓石如书风是受到经学和文学之影响的。乾嘉学派在治学上强调“无一字无出处，无一字无来历”，力戒空谈的实证之风深深地影响了邓石如的艺术实践，所以邓石如在学书之始就与赵、董和馆阁书风相对立，力图搜求民间碑帖以求实证，以独立之思想做惊世之学问。经学家阮元历二十年之考据写出了《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大力倡导碑学思想，“望颖敏之士振拨俗流，穷心北碑”。可见当时大的文化环境已经形成了一种对帖学书风的反叛，邓石如书风的形成和经学兴起而引经考据的时风有着相得益彰之功效，所谓“碑学之兴，乘帖学之坏”是潮流之必然。陈彬和在中国文学和书法理论中说：

乾隆末渐有病帖学迂疏之论调，当时大家中有张得天、刘石庵等字体新异，梁同书字体流畅，王文治善作妩媚之字，为人所重。直至嘉庆间，始有邓石如出，以超群之才，刻苦力学，故能实现奇迹，惊动天下。其弟子包世臣复鼓吹之，于是研究北碑之风盛行于时，而帖学旧派则为人所厌弃也。

基本说明了邓氏书法的成因背景和其开创新风的思想基础。

清  邓石如  楷书诗轴  故宫博物院藏

二

了解了邓石如书风之成因，我们再回到邓石如楷书研究上来，来考察邓石如楷书之师承关系。方履篯在《邓完白先生墓表》中说：

窃考先生之书，实始于篆，由篆出隶。由隶出真，由真出行，故其意则同条其贯，其美则自叶流根，情质宣融，修短起伏，力不外傅，险必内含。

这是一个大致的说法，意思是邓石如的楷书学习是在篆隶之后的，实际上我们认为这种说法却不一定准确，但从其学书思想和取法对象上看，却可以认定邓氏楷书和篆、隶书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先来看看邓石如在篆隶书学习传统上的全面取法：

余初以少温为归，久而审其利病，于是以国山石刻、天发神谶文，三公山碑作其气，开母石阙致其朴，之罘廿八字端其神，石鼓文以畅其致，彝器款识以尽其变，汉人碑额以博其体，举秦汉之际残碑断碣，靡不悉究。闭户数年，不敢是也。暇辍求规之所以为圆与方之所以为矩者以摩之。

可见邓石如的篆隶是以秦汉为本的，在美学思想上是以雄强壮美一路书法为取法对象的。他的学习轨迹是“由篆而隶而真而行”，因而邓氏对楷书的取法在魏、隋和南北朝之间就是很自然不过的了，在这种取法上既有其对秦汉书风之继承，也有对民间书法之借鉴。而当时之学书者对楷书多取法唐朝，时风多出于欧、虞、颜之范畴，而作为与正统反叛的邓石如在复古思想的引领下，直入南北朝，融冶汉魏，而独树新风，自成家数，显示了其艺术思想上的成熟和独特之个性。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

自宋明以来皆尚唐碑，宋元明多师两晋，然千年以来法唐碑者，无人名家。南北碑兴，邓顽伯、包慎伯、张廉卿，即以书雄视千古。故学者适逢世变，推陈出新，业尤易成。在清人有复古思想，唐以下皆不足取。

邓石如楷书在对魏隋六朝全面取法的同时，还得力于其对汉隶和秦篆的兼容和吸收。李兆洛在《养一斋文集·跋邓完白真书》中说：

完白真书，深于六朝人，盖以篆隶用笔之法行之，姿媚中别饶古泽，固非近今所有。

由此可见，邓石如楷书学习在其复古思想和实证主义思想的双重影响下，力求唐以前的魏、隋楷法，定位于隶、楷过渡之间，他能跳开时风，避开唐人之影响和馆阁时风而直追魏晋，自是高人一等，是深谙取法乎上之道理的。

清  邓石如  楷书乐天故事册

邓石如的楷书成就还因为其职业化的人生实践和独立的艺术品格而熠熠生辉。据《清稗类钞》中说，山人“少以贫故，不能从学，逐村童，采樵，贩饼饵，负以鬻，日以其赢给饘粥。”他利用劳动空隙，勤学苦练，弱冠即能为童子师。但他二十余岁即弃馆不教，负笈从师访友，精研书刻，长期的远游生涯，表现了一个职业化书家的特征。

山人的一生，可谓浪迹江湖，足遍吴楚，早年游匡庐，入越游天台、雁荡，取道新安江，遍览黄山三十六峰，入楚则登衡山，泛洞庭，望九嶷，后渡黄河谒孔林，登泰山时两峰子罗聘曾为其作《登岱图》，后61岁时始归故里，以布衣终生。其学书经历，一直是伴随着其游历生活而展开的，在其艺术成长过程中，因梁闻山之荐客金陵梅家八年和受程瑶田之传授，是其眼界开阔和艺术成熟的两大关护。历来书家多在朝不在野已成定式，而邓石如以一介布衣而独步书坛，很自然会遭到所谓主流文人的非议和排挤，他在晚年训诫后人时也不由感慨：“我少时未尝读书，艰危困苦，无所不尝……今垂老矣，江湖游食，人不以不识字人相待，踅能读书获益如此，汝辈可不即使自勉哉。”

从一方面可以看出其作为职业书家的纯粹性，同时他的广泛交游对其学问上的欠缺也起到了一定的补益作用。

清  邓石如  楷书乐志论轴  故宫博物院藏

三

邓石如楷书的艺术成就历来都认为是在其篆隶之下的，许多书论中都有述及，这一点我们并不否认，但值得注意的是，邓氏楷书也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我们从其传世的作品来看，他四十岁之前所做的《赠也园楷书册》，在笔下尚有着迹处，还没有达到包世臣所谓的“简肃沉深，苍古质朴”的境界，其成熟期在五十至六十岁之间，这显然较篆隶书之成熟要晚。但邓石如楷书在其大的书风统一之下，却又与篆隶书的沉雄刚劲的特点有着较大的区别。他的楷书主要是取法南北朝之《张猛龙》《贾使君》《石门铭》和《梁始兴王碑》等，起收笔处多表现为外方而内蕴，结体上中正平直，稳健中有疏朗之韵致，并间以汉隶之波挑笔画出之，在气格上往往较篆隶书更清雅灵秀，在活泼中彰显大气。陈式金在《跋邓石如寄鹤书》中说：“完白山人书，气体沉雄，不规规点画间，能得唐以上碑版神髓。而一种排宕浑融之致，非他人所可及。”包世臣也说：“山人正书方寸以上者，简肃沉深，雁行登善，非徐裴以下所及”。邓氏楷书在清人学唐书碑帖和馆阁之风盛行之时，而专习魏隋碑版，在结体谨严之中，显现变化疏朗，由刚狠而致秀劲中的开张，呈现出一种健康的复古之风，在当时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我们从其五十多岁时所书的《沧海日楷书长联》和《洛阳城外诗楷书册》中可以看到其楷书的成熟风貌。另外，他的楷书的开张气势还深受《瘗鹤铭》影响，他在39岁从梅家学成后，出金陵，遍游名山大川，客邗上，为好友毕兰泉刻印，兰泉以旧拓《瘗鹤铭》相赠，对他的楷书风格的形成有着极大的助益。

以邓氏个人的广泛交游和杰出的艺术成就，他完全有可能在京城进入官场或幕僚之中，而他自己独好山林，闲云野鹤，这不能不说是个性使然。而这种刚直的品格也会自然映照在其楷书创作之中，以人品带动书品而使创作风格高标独树。有人评包世臣之书有妩媚之气，且横直不相安，而邓石如明显是正气堂堂，横直相安的。他在实践中还首创计白当黑的书学理论，强调笔不到而意到，他提出“求规之所以为圆与方之所以为矩者以摩之”与“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的道理。包世臣自述得其法后，而验诸六朝人书则悉合。我们虽然不能确定包氏创作上对邓氏书学理论有多少借鉴，但他的这些创见，至少可以窥见邓石如自己在艺术中的实践，而且也提高了后人对书法结构布局等艺术规律的认识。他的理论还来源于对自然界长期的观察和研究。“其学书时不临帖，每坐松树下，耳松涛之声，摹其风神，观松树之形，摹其挺拔，故其取法不同乎人，其书法能超乎人。”这种说法有其过誉之处，但历来就有观舞剑器而得笔法，观担夫争道，舟中荡桨而寓与书法之说，可见书者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偶因自然之启发而获得突破是很正常的实践方法，犹如禅家之顿悟法门。

清  邓石如  草书五言联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海为龙世界  天是鹤家乡

清  邓石如  行草书和大观亭西泠女史题壁诗并序卷  安徽博物院藏

邓石如及其书法成就

任军伟

编者按：安徽博物院藏有数量可观的邓石如书作，并进行了专门的整理、陈列、研究。近些年，学界对这位布衣书家的关注，亦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本期专题基于安徽博物院的相关藏品，邀请了有关专家对邓石如在书法、篆刻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了探讨和呈现：陈硕的《邓石如研究：历史与现状》为读者深入剖析了与邓石如相关的研究现状，基于论文、专著、研讨会等成果，将相关的成绩和问题进行了分析；张飞莺的《龙山凤水一笈游，铁笔横扫千年篆》一文则基于安徽博物院的藏品，为读者介绍了馆藏邓石如书作；任军伟的《邓石如及其书法成就》则对邓石如其人以及邓氏书法的风格、成就、影响力进行了述评，为读者展现了这位布衣书家的艺术世界。

[清]邓石如行书路程单 

19cm×10cm  纸本 安徽博物院藏

邓石如（1743—1805），安徽怀宁人。初名邓琰，因其性情耿介，为表示“不贪赃、不低头、不阿谀逢迎，人如顽石、一尘不染”的崇高品格，以顽石自喻，字石如，号顽伯。另有古浣子、龙山樵人、凤水渔长等号。17岁后，长期一笈横肩，壮游天下，又自号完白、完白山人、完白山民、笈游道人。54岁时为避清仁宗颙琰讳，遂以字行。享年63岁。

 

邓石如出身寒微，家境窘困，从小便饱尝人间的酸甜苦辣。祖父邓士沅，精书史。父邓一枝，多才艺，工四体书，尤长篆籀，善摹印。9岁时随父进私塾学习仅一年，迫于生计日以采樵、贩饼，赢以自给。后随父到皖北一带教书，“暇即从诸长老问经书句读。又摹其父篆刻及隶古书甚工”。17岁时为“潇洒老人”作篆书《雪浪斋铭并序》，便博得了许多人的赞赏。其学书异常勤奋，鬻书印自给，每日昧爽起，研磨盈盈，至夜分尽墨，寒暑不辍，一生皆然。在皖北，曾为寿春循理书院诸生刻印书篆，时巴东知县梁巘（1710—1788后）见后叹曰：“此子未谙古法耳，其笔势浑鸷，余所不能，充其才力，可以陵轹数百年巨公矣。”36岁时，结识徽州著名学者程瑶田（1725—1814），二人相见如故。程以“箧中书帖数十事”借其钞写临摹，并手书所著书学五篇贻之，且时聆议论，谓“今余以篆隶书颇见称于世，皆先生教也”（《易畴聘君老先生八十寿序》）。后梁巘介谒入江宁举人梅鏐家，遍览其家藏碑帖善本。“山人既得纵观⋯⋯乃好《石鼓文》、李斯《峄山碑》、《泰山石刻》、《汉开母庙阙》、《敦煌太守碑》、苏建《国山》及皇象《天发神谶碑》、李阳冰《城隍庙碑》、《三坟记》。每种临摹各百本。又苦篆体不备，手写《说文解字》二十本⋯⋯复旁搜三代钟鼎，及秦汉瓦当碑额，以纵其势、博其趣⋯⋯乃学汉分，临《史晨前后碑》《华山碑》《白石神君》《张迁》《潘校官》《孔羡》《受禅》《大飨》，各五十本。”苦学博览，书遂大进，风范始成。于梅家学成后，邓石如出金陵，遍游名山大川。客扬州上，获毕兰泉赠家藏旧拓《瘗鹤铭》。游黄山至歙，鬻篆于贾肆。张惠言（1761—1802）时馆修撰金榜（1735—1801）家，偶见邓石如书，语榜曰：“今日得见上蔡真迹。”乃冒雨同访于荒寺，榜备礼客之于家。荐于尚书曹文植（1735—1798），偕至京师。后客于两湖总督毕沅幕下，居三年辞归，以布衣终生。

[清]邓石如 行书小简

26cm×13.5cm 纸本安徽博物院藏

 

邓石如一生壮游，足遍吴楚，早年游匡庐，入越游天台、雁荡，取道新安江，遍览黄山三十六峰，入楚则登衡山，泛洞庭，望九疑。北游燕赵，游盘山、西山，谒昌平十三陵。后渡黄河谒孔林，登泰山。62岁作泰山之游后，尝草书一联“开卷神游千载上；垂帘心在万山中”，当是其一生苦学与游历的总结。

 

邓石如的书法篆刻，博大精深，輘轹千古。其以隶笔入篆，以篆笔入隶，溢而为行草，笔势雄浑，气势开张。其楷书承六朝，兼以隶意，清雅刚正；篆刻则以书入印，印从书出。均可谓雄视千古，开一代风范。包世臣（1775—1855）在《艺舟双楫》卷五之《国朝书品》中，列其“隶及篆书为神品一人”“分及真书，妙品上一人”。阳湖书家方履篯（1790—1831）在《邓完白先生墓表》中说：“窃考先生之书，实始于篆，由篆出隶，由隶出真，由真出行，故其意则同条其贯，其美则自叶流根，情质宣融，修短起伏，力不外傅，险必内含。”可谓言简意赅，深得纲纪。今对其篆、隶、楷、行草书取得的成就，概而述之。

 

对于篆书而言，邓石如初学斯冰，后遍习秦汉而上溯二周，体裁众妙，纵横自成一家。清康有为（1858—1927）云：“完白山人出，尽收古今之长，而结胎成形，于汉篆为多，遂能上掩千古，下开百祀，后有作者，莫之与京矣。”他既能从汉代碑额篆书中吸取婉转飘动之意趣，又能参入隶书笔意，字形方圆互用，姿态新颖，用笔灵活稳健，骨力坚韧，一扫当时呆板纤弱、单调雷同的积习。邓氏本人尝说：“余初以少温为归。久而审其利病，于是以《国山石刻》《天发神谶文》《三公山碑》作其气，《开母石阙》致其朴，《之罘二十八字》端其神，《石鼓文》以鬯其致，彝器款识以尽其变，汉人碑额以博其体，举秦汉之际零碑断碣，靡不悉究。”可以说，邓石如36岁前尽得家学，其后获梁巘、程瑶田指点，又入梅家得观古今碑帖，苦研三年，“求规之所以为圆，方之所以为矩者以摹之。”后于大半生的游历之中，饱览上古遗迹，贯以山川之气，百炼成蜜。其书以隶笔作篆，用长锋羊毫，不加剪截，轻重疾徐，放笔直书，富于提按起倒的变化而锋芒毕现，充满了书写情趣与韵致，行笔酣畅淋漓，沉着痛快。结字则熔铸史籀、汉篆及金文，形体多变，浓淡疏密富于变化。把篆书体式拉长并呈开放型结构，并以圆转流畅的线条出之，跌宕起伏，变化多姿。可谓“笔歌墨舞”“意与古会”（均见其赠毕兰泉印作），打破了几百年来玉筋篆裹锋截毫以求平整、精谨、匀称而了无生气的传统。风气既开，有清一代篆书得以中兴。后世如吴让之（1799—1870）、杨沂孙（1813—1881）、赵之谦（1829—1884）、吴昌硕（1844—1927）等无不是沿其书路，将笔墨情趣一融于书，卓然成家。清杨守敬（1839—1915）尝评：“王良常、钱十兰以秃毫使匀称，非古法也，惟邓完白以柔毫为之，博大精深，包慎伯惟推其直接斯冰，非过誉也。自完白后，篆书大昌。”所谓篆书古法，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不知商用刀简，故籀法多尖，后用漆书，故头尾皆圆，后汉用毫，便成方笔。”邓石如吸收了汉篆的成分，而以柔毫出之，形丰体实，情合意调，会美众方。对此，张宗祥（1882—1965）在《书学源流论》中说：“至邓石如而一变，起笔收笔及转折处，皆使人有形迹可寻，此实创千古未有之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盖邓氏用笔，已有顿挫起讫之处，此所以大异于他人也。”其虽以篆名，曾谦言“吾篆未及阳冰，分书当过梁鹄”，然于酒酣落墨之际，却慨然自信地说“何处让冰斯！”（《怀宁县志》之《邓石如传》）。可见，在清代书坛，写篆书能突破王澍一统天下，广取秦汉碑刻之不同而加以融通，非石如莫属。正如刘咸炘《弄翰余沈》所说：“⋯⋯是篆之中兴，始于邓完白，正如文之有韩退之。”清撰修金榜亦称誉邓石如：“是实能以钟王之腕力，运史籀之体制者，数百年以来一人而已。”

 

[清]邓石如隶书赠甸园二兄大人词赋轴

134.5cm×59cm  纸本1801年 安徽博物院藏

 

而隶书，邓石如取法《衡方碑》《夏承碑》《乙瑛碑》诸汉代碑刻，且熔铸篆籀笔意，刚正遒丽、自然含蓄而富于变化。在方履篯作《邓石如隶书赞》一文中，盛赞其隶书：“寓奇于平，囿巧于朴，因之以起意，信笔以赋形。左右不能易其位，初终不能改其步。体方而神圆，毫刚而墨柔。枯润相生，精微莫测。”50岁前，邓石如隶书师承碑刻的“面目”较多，其子邓传密在跋《万寿寺前秋色好》隶书册时云：“笔意在鲁竣、衡方、郙阁之间。”在其57岁作《少学琴书》册时，已初具自己面目。59岁后作的《乾称文》《寄师荔扉》《竹树浓阴》等隶书册，以及《前乘秦岭》八屏、《谦卦》六屏、《古铭》、《沧海日》长联、《元龙未除湖海气》七字联、《张子车铭》八屏、《朱新园捐镌碑》长册、，俱已神融笔化，炉火纯青。，雄伟瑰丽，宛然天成，包世臣观此屏时跋曰：“是顽翁绝笔也。技至此，足以夺天时之舒惨，变人心之哀乐，造物能听其久住，世间以自失其权耶。。方履篯题赞曰：“断山嶪嶪，悬溜百丈；蜿蜒缪戾，岭奇矫抗。出幽入显，背驰面向；烟飞竹舞，天地昭旷。”（《邓石如隶书赞》）。李兆洛亦赞其“兀奡禅排荡，淋漓尽至，变化不可方物。”应当说，邓石如在隶书的探索中，是以汉碑为基，以篆籀为韵，以自然出之。他学而能变，摆脱了有清一代隶书出之恣肆而少含蓄、隽永的风气。邓石如则以其笔墨情趣调合汉魏，溯源籀篆，我写我法，我熔我境，遂雄睨百家，傲视千古。

 

邓石如的楷书，起收笔处多表现为外方而内蕴，结体上中正平直，稳健中有疏朗之韵致，并间以汉隶之波挑笔画出之，在气格上往往较篆隶书来得清雅灵秀，在活泼中彰显大气。其楷书对钟繇（151—230）及《瘗鹤铭》有所取法，并在扬州获赠毕兰泉家藏旧拓《瘗鹤铭》，欣喜之极，了却了于焦山而未获其拓的夙愿。可以说，他楷书作品开张的气势不能不说是受了《瘗鹤铭》的影响。邓石如40岁时作的楷书长屏《读书乐》，峻美古朴，甚为包世臣赏识，其跋有曰：“完白山人正书，始取于鲁郡张贾两太守，而参以文字之结法，整严沉肃，为赵宋以来所无；晚则出入于《石门铭》，蹈厉风发中，有云鸜阙沤之趣，几与河南方驾。”53岁作《堂设木榻》楷书册，横溢《石门铭》书风。54岁作楷书《沧海日》长联，气象浑穆，铁骨铮铮。康有为跋曰：“完白山人篆分，固为近世集大成，中楷书亦原南北碑而创新体，笔力如镌铁，画法尤厚，入嘉而化之法，可宝。”57岁作《赠肯园》与《洛阳城外》楷书册，结构紧密，隽美浑穆，已臻成熟之品。62岁作《不知明月为谁好》楷书七字联，书势峻宕奇古，豪放万里。其楷书“真气弥漫，楷则俱备”。“真书深于六朝人，盖以篆隶用笔之法行之，姿媚中别饶有中泽。固非近今所有。”在阁帖盛行，赵、董相继，世人莫不以唐碑是尚的时代，尽管碑学之风初露端倪，而师法六朝碑版，以实践成气候而独成面目者，邓石如为第一人。

[清]邓石如 篆书彩毫青案七言联

133cm×28cm  纸本 安徽博物院藏

释文：彩豪闲试金壶墨，青案时看玉字书。华南学长先生雅鉴。顽伯邓石如。

钤印：邓石如（白）顽伯（白）完白山人（白）

陈式金在《跋邓石如寄鹤书》中说：“完白山人书，气体沈确，不规点画间，能得唐以上碑版神髓。而一种排宕浑融之致，非他人所可及。”包世臣评曰：“山人正书方寸以上者，简肃沉深，雁行登善，非徐裴以下所及。”康有为则极尽赞赏：“又得邓顽伯楷法，苍古质朴，如对商彝汉玉，真《灵壁碑阴》之嗣音。”又作诗云：“欧体盛行无魏法，隋人变古有唐风。千年皖楚分张邓，下笔苍芒吐白虹。”“邓山人真书朴茂，自成一种，不倡言唐而自似唐。彼固未见《孟法师碑》，而势乃多暗合，则由深于分法耳。”

 

清人方朔在《枕经堂文钞》中曾说到邓石如行草书：“草，由章帝索靖而下及颠、素；行，则钟、王、李、徐而下，亦染指苏、米。”其行书，以“二王”为底，参入碑意，拙朴自然。大字行草书，气魄宏大，意蕴深沉，线条古拙苍浑，如万丈飞瀑，有强烈的碑意。46岁作《登京口梭诗》、《今年寒到江村早诗》草书册，56岁作《峻爽楼晚眺诗》，均笔墨酣畅，遒劲浑厚。其后《赠肯园》《开卷神游千载上》等草书联，枯涩老辣而气势奔放；《陈寄鹤书》等行书册宛转变化，无所羁绊。对其草书，包世臣颇有微词，谓其“不入晋法”，马宗霍（1897—1976）则贬称“野狐禅”，黄惇先生尤贬诋“以行草所作对联，可谓一败涂地”这种以既定的帖学眼光来品评，以文人之清雅来衡量，是值得商榷的。对此，清人王潜刚则有言曰：“完白山人草书颇清健，包氏《艺舟双楫·论书》故意推尊山人之篆、隶、真书，而特贬其草为‘不入晋法’，且谓‘留草书一席以待后人’，意颇自负。昔人称王弇州为妄庸巨子，吾于包慎伯亦云然。”桐城派学者、书家常州钱鲁斯，服膺邓石如篆分为绝业，乃见其行草，又叹曰：“此杨少师神境也。”

[清]邓石如 四体书都门寓庐记古书屏

136.5cm×30.5cm×4 纸本 安徽博物院藏 1790年

除书法之外，邓石如的篆刻也有很高成就。他早年从家学，取法何震（1522—1604）、程邃（1607—1692）、梁袠、甘旸，而于程邃之印在南京所获甚多。后人称之为“印从书出”“印外求印”，将小篆及《三公山碑气》《禅国山碑》的淳古绵厚而又婉畅磅礴的篆书引入篆刻，以冲刀来表现书法的意趣，对后世篆刻大家赵之谦、吴昌硕、黄牧甫（1849—1908）等影响很大。更有吴让之传其衣钵，并使其艺得以发扬光大，遂形成了世人称誊的“邓派”。

 

综观邓石如篆隶真行草的书法成就，以其笃学才情、耿介朴直及广约博取的碑学实践，在尚古微行、碑学未兴的清代，以其切身的实践向人们展示了其艰涩的书学之路，为碑学风气之先导，所评“四体书皆国朝第一”“国朝第一写家”等赞誉实不为过。他在书法理论上提出的“字划疏处可使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常计白以当黑，妙趣乃出”，只字妙语，实为至论。于分间布白，书尚意趣，一言以蔽之，可谓金针。他的理论还来源于对自然界长期的观察和感悟。传其“每坐松树下，耳松涛之声，摹其风神，观松树之形，摹其挺拔，故其取法不同乎人，其书法能超乎人”（于繁褆《镜翁杂志》）。心既结于书，以自然之气导之，是若蔡邕（133—192）《书论》、卫恒（？—291）《书势》状于自然之形，亦类张旭（675—750）、怀素（725—785）、雷简夫（1001—1067）之流获之自然之理。书法自然，信哉斯言！

（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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